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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北大校长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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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当过北京大学校长吗?: 当过。

北京大学的历届校长

孙 家 鼐 (1898. 7 ----- 1900. 春)
许 景 澄 (1900. 春 ----- 1900. 8)
张 百 熙 (1902. 1 ----- 1904. 1)
张 亨 嘉 (1904. 1 ----- 1906. 2)
李 家 驹 (1906. 3 ----- 1907. 8)
朱 益 藩 (1907. 8 ----- 1908. 1)
刘 廷 琛 (1908. 1 ----- 1911. 12)
柯 劭 愍 (1910. 12 ----- 1911. 12)
劳 乃 宣 (1911. 12 ----- 1912. 2)
严 复 (1912. 2 ----- 1912. 10)
章 士 钊 (1912. 10 ----- 1912. 12)
何 燮 侯 (1912. 12 ----- 1913. 11)
胡 仁 源 (1913. 11 ----- 1916. 12)
蔡 元 培 (1916. 12 ----- 1927. 7)
刘 哲 (1927. 8 ----- 1928. 6)
李 煜 嬴 (1928. 6 ----- 1929. 1)
陈 大 齐 (1929. 1 ----- 1929. 8)
蔡 元 培 (1929. 9 ----- 1930. 12)
蒋 梦 麟 (1930. 12 ----- 1945. 10)
胡 适 (1945. 10 ----- 1948. 12)
汤 用 彤 (1949. 5 ----- 1951. 9)
马 寅 初 (1951. 9 ----- 1960. 3)
陆 平 (1957. 10 ----- 1966. 5)
周 培 源 (1978. 7 ----- 1981. 3)
张 龙 翔 (1981. 6 ----- 1984. 3)
丁 石 孙 (1984. 3 ----- 1989. 8)
吴 树 青 (1989. 8 ----- 1996. 8)
陈 佳 洱 (1996. 7 ----- 1999. 12)

谁开的北京大学?: 北京大学(Peking University),简称北大,诞生于1898年,初名京师大学堂,是中国近代第一所国立大学,也是最早以“大学”身份及名称而建立的学校,其成立标志着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开端。北大是中国近代以来唯一以国家最高学府身份创立的学校,最初也是国家最高教育行政机关,行使教育部职能,统管全国教育。北大催生了中国最早的现代学制,并开创了中国最早的文科、理科、社科、农科、医科等大学学科,是近代以来中国高等教育的奠基者。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翌年改名为北京大学。1916年,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出任校长,“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之义”,推行改革,把北大办成全国的学术和思想中心,使北京大学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五四运动的策源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北京大学与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合并组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1946年,回到北平复校。1952年院系调整时,校园从北京内城迁至西北郊燕园。
北京大学由教育部直属,系国家“211工程”、“985工程”、“2011计划”建设的全国重点大学,是C9联盟以及东亚研究型大学协会、国际研究型大学联盟、环太平洋大学联盟、21世纪学术联盟、东亚四大学论坛的重要成员。
巍巍上庠,国运所系。作为中国的最高学府,北京大学始终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聚集了各个历史时期的众多著名学者专家,培养了一代又一代优秀人才,创造了一批又一批重大科学成果,深刻影响和大力推动了中国近现代思想理论、科学技术、文化教育和社会发展的进程。

曾国幡是当过北大校长吗: 没有
北京大学(Peking University),简称北大,创建于1898年,初名京师大学堂
曾国藩,晚清名臣,(1811年11月26日-1872年3月12日)
北大创建的时候,曾国藩已经死了

北京大学好么: 好,
这真是一块圣地。

近百年来,这里成长着中国数代最优秀的学者。丰博的学识,闪光的才智,庄严无畏的独立思想,这一切又与耿介不阿的人格操守以及勇锐的抗争精神相结合,构成了一种特出的精神魅力。科学与民主,已成为这圣地的不朽灵魂。

——谢冕在一九九七年迎新会上的讲话

这真是一块圣地。

近百年来,这里成长着中国数代最优秀的学者。丰博的学识,闪光的才智,庄严无畏的独立思想,这一切又与耿介不阿的人格操守以及勇锐的抗争精神相结合,构成了一种特出的精神魅力。科学与民主,已成为这圣地的不朽灵魂。

——谢冕在一九九七年迎新会上的讲话
北京大学创办于1898年,初名京师大学堂,是中国第一所国立综合性大学,也是当时中国最高教育行政机关。辛亥革命后,于1912年改为现名。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和“五四”运动的策源地,作为中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和民主科学思想的发祥地,作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活动基地,北京大学为民族的振兴和解放、国家的建设和发展、社会的文明和进步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起到了重要的先锋作用。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传统精神和勤奋、严谨、求实、创新的学风在这里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1917年,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他“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对北京大学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革,促进了思想解放和学术繁荣。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以及鲁迅、胡适等一批杰出人才都曾在北京大学任职或任教。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北京大学与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南迁长沙,共同组成长沙临时大学。不久,临时大学又迁到昆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抗日战争胜利后,北京大学于1946年10月在北平复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全国高校于1952年进行院系调整,北京大学成为一所以文理基础教学和研究为主的综合性大学,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人才。据不完全统计,北京大学的校友和教师有400多位两院院士,中国人文社科界有影响的人士相当多也出自北京大学。

改革开放以来,北京大学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发展、大建设的新时期,并成为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的两所大学之一。

1998年5月4日,北京大学百年校庆之际,国家主席江泽民在庆祝北京大学建校一百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发出了“为了实现现代化,我国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的号召。在国家的支持下,北京大学适时启动“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计划”,从此,北京大学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2000年4月3日,北京大学与原北京医科大学合并,组建了新的北京大学。原北京医科大学的前身是国立北京医学专门学校,创建于1912年10月26日。20世纪三、四十年代,学校一度名为北平大学医学院,并于1946年7月并入北京大学。1952年在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中,北京大学医学院脱离北京大学,独立为北京医学院。1985年更名为北京医科大学,1996年成为国家首批“211工程”重点支持的医科大学。两校合并进一步拓宽了北京大学的学科结构,为促进医学与人文社会科学及理科的结合,改革医学教育奠定了基础。

近年来,在“211工程”和“985工程”的支持下,北京大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师资队伍建设、教学科研等各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绩,为将北大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今天的北京大学已经成为国家培养高素质、创造性人才的摇篮、科学研究的前沿和知识创新的重要基地和国际交流的重要桥梁和窗口。

燕京大学是北京大学的旧址??:

是的。

燕京大学的校址即北京大学主校园--燕园。1921年—1926年,曾为多座在华教会大学进行过设计的美国建筑师亨利·墨菲(Henry Killam Murphy,1877年—1954年)接受聘请,为燕京大学进行了总体规划和建筑设计,建筑群全部都采用了中国古典宫殿的式样。

燕京大学的东西轴线以玉泉山塔为对景,从校友门经石拱桥、华表(取自圆明园废墟),方院两侧是九开间的庑殿顶建筑穆楼和民主楼,正面是歇山顶的贝公楼(行政楼),两侧是宗教楼和图书馆,沿中轴线继续向东,一直到未名湖中的思义亭,湖畔还有博雅塔、临湖轩。

东部以未名湖为界,分为北部的男院和南部的女院。男院包括德、才、均、备4幢男生宿舍以及华氏体育馆。女院沿一条南北轴线,分布适楼、南北阁、女生宿舍和鲍氏体育馆。

扩展资料:

创立背景:

燕京大学是近代中国最著名的教会大学之一,它本来是由华北地区的几所教会大学合并而成的,包括北京汇文大学、通州华北协和大学、北京华北女子协和大学,分别由美国长老会、美以美会、美国女公会、公理会、英国伦敦会等合办,初期名为“北京大学”。

由于是不同的教会合办、不同的学校合并,所以起初管理非常混乱,一直没有满意的校长,直到1919年司徒雷登出任校长,才开始有了转变。司徒雷登是著名的来华传教士之一,后来还成为美国驻华大使。他上任后,立即对学校进行了改革并把学校更名为燕京大学。

随后开始建设新校区,向社会各界募捐。经过几年的努力,该大学成为当时中国最美丽和有成就的大学。在教学思想上,该校不强调基督教教育,实行自由教学。从1929年起,正式设立了文学院、理学院、法学院,总共有近20个系。它的毕业生主要活跃在中国的教育界、政界和宗教界。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燕京大学

马寅初的资料??:   马寅初 (1882—1982) ,中国当代经济学家、教育家、人口学家。1882年6月24日生于浙江嵊县。1901 年考入天津北洋大学选学矿冶专业。1906年赴美国留学, 先后获得耶鲁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和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15年回国, 先后在北洋政府财政部当职员、在北京大学担任经济学教授。1919年任北大第一任教务长。1927年到浙江财务学校任教并任浙江省省府委员。1928年任南京政府立法委员, 1929年后, 出任财政委员会委员长、经济委员会委员长, 兼任南京中央大学、陆军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教授。1938年初, 任重庆商学院院长兼教授。1940年12月6日被蒋介石逮捕。1946年9月, 到上海私立中华工商专科学校任教。1949年8月, 出任浙江大学校长, 并先后兼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央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任等职。1951年任北京大学校长。1960年1月4日, 因发表《新人口论》被迫辞去北大校长职务。1979年9月, 平反后担任北大名誉校长, 并重新当选为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委员。1981年2月27日, 当选为中国人口学会名誉会长, 1981年3 月29日, 当选为中国经济学团体联合会第一届理事会顾问。1982年5月10日因病逝世。主要著作有: 《通货新论》(1944)、《战时经济论文集》(1945)、《我的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1958)、《中国国外汇兑》(1925)、《中国银行论》(1929)、《中国关税问题》(1930)、《资本主义发展史》(1934)、《中国经济改造》(1935)、《经济学概论》(1943)、《新人口论(重版)》(1979)、《马寅初经济论文集(上、下)》(1981)等。

  早在50年代初, 他就注意并开始研究中国人口增长过快的实际问题。在著名的《新人口论》中, 较系统的论述了中国的人口问题。提出了“我国人口增长过快”的命题, 认为1953~1957年, 中国人口很可能已超过1953年人口普查得出的年增殖率为20‰的结果。如果按1953年统计的20‰的增殖率估算, “三十年后同实际的人口数字一比, 就会差之毫厘而失之千里了”。并分别从加速积累资金、提高科学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人民的物质文化水平以及增加工业原料等方面, 对控制人口的必要性、迫切性进行了论述: ①人口增长与资金积累的矛盾。他认为, 因为中国人口多, 消费大, 所以积累少, 只有把人口控制起来, 使消费比例降低, 才能多积累资金; ②搞社会主义, 就必须提高劳动生产率, 多搞大工业, 搞农业电气化、机械化, 然而, 为安排好多人就业, 就不得不搞中小型工业, 农业搞低效率劳动, 实际上是拖住了高 速度工业化的后腿; ③和工业原料的矛盾。大办轻工业可以有效地积累资金, 但是轻工业原料大多数来自农业。由于人口多、粮食紧张, 就腾不出多少地种诸如棉花、蚕桑、大豆、花生等经济作物。同时, 也由于农产品出口受到限制, 就不能进口很多的重工业成套设备, 影响了重工业的发展; ④全国人均不到3亩地, 大面积垦荒短期内又做不到, “就粮食而论, 亦非控制人口不可”。他尖锐地指出, 控制人口实属刻不容缓, 不然的话, 日后的问题益形棘手, 愈难解决。政府对人口若再不设法控制, 难免农民把一切恩德变为失望与不满。他提出了定期举行人口普查, 把人口增长纳入第二个、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建议。
  http://www.google.cn/search?q=%E9%A9%AC%E5%AF%85%E5%88%9D&hl=zh-CN&sourceid=gd&rls=GGLD,GGLD:2006-23,GGLD:zh-CN

二战十大统帅分别是谁。: 楼上正解
个人认为德军的将军能力最强

谁能称得上我国当代的文化泰斗?:   季羡林
  季羡林,1911年生于山东清平(今并入临清市)。祖父季老苔,父季嗣廉,母赵氏,农民。叔季嗣诚。幼时随马景恭识字。6岁,到济南,投奔叔父季嗣诚。入私塾读书。 7岁后,在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附设新育小学读书。10岁,开始学英文。12 岁,考入正谊中学,半年后转入山东大学附设高中。 在高中开始学德文,并对外国文学发生兴趣。18岁,转入省立济南高中,国文老师是董秋芳,他又是翻译家。"我之所以五六十年来舞笔弄墨不辍,至今将近耄耋之年,仍然不能放下笔,全出于董老师之赐,我毕生难忘。" 1930年,考人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专业方向德文。从师吴宓、叶公超学东西诗比较、英文、梵文,并选修陈寅恪教授的佛经翻译文学、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俞平伯的唐宋诗词、朱自清的陶渊明诗。与同学吴组缃、林庚、李长之结为好友,称为"四剑客”。同学中还有胡乔木。喜欢"纯诗",如法国魏尔兰、马拉梅。比利时维尔哈伦,以及六朝骈文,李义山、姜白石的作品。曾翻译德莱塞、屠格涅夫的作品。大学期间,以成绩优异,获得家乡清平县政府所颁奖学金。

  1935年9月,根据清华大学文学院与德国交换研究生协定,清华招收赴德研究生,为期两年 。季羡林被录取,随即到德国。在柏林,和乔冠华同游。10月,抵哥廷根,结识留学生章用、田德望等。入哥廷根大学,"我梦想,我在哥廷根,......我能读一点书,读点古代有过光荣而这光荣将永远不会消灭的文字。""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捉住这个梦。”(《留德十年》)

  1936年春,季羡林选择了梵文。他认为"中国文化受即度文化的影响太大了。我要对中印文化关系彻底研究一下,或能有所发明。"因此,"非读梵文不行。""我毕生要走的道路终于找到了,我沿着这一条道路一走走了半个多世纪,一直走到现在,而且还要走下去。”(《留德十年》)"命运允许我坚定了我的信念。" 季羡林在哥廷根大学梵文研究所主修印度学,学梵文、巴利文。选英国语言学、斯拉夫语言学为副系,并加学南斯拉夫文。季羡林师从"梵文讲座"主持人、著名梵文学者瓦尔德施米特教授,成为他唯一的听课者。一个学期 4O多堂课,学习了异常复杂的全部梵文文法。接着部分著作年轻时的季羡林 读梵文原著,第5学期读吐鲁番出土的梵文佛经残卷。第6学期准备博士论文:《〈大事渴陀中限定动词的变化〉》。佛典《大事》厚厚3大册,是用混合梵文写成的,他争分夺秒,致力于读和写,"开电灯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

  1940年12月至1941年2月,季羡林在论文答辩和印度学、斯拉夫语言、英文考试中得到4个"优",获得博士学位。因战事方殷,归国无路,只得留滞哥城。10月,在哥廷根大学汉学研究所担任教员,同时继续研究佛教混合梵语,在《哥廷根科学院院刊》发表多篇重要论文。"这是我毕生学术生活的黄金时期,从那以后再没有过了。""博士后"的岁月,正是法西斯崩溃前夜,德国本土物质匮乏,外国人季羡林也难免"在饥饿地狱中"挣扎,和德国老百姓一样经受着战祸之苦。而作为海外游子,故园情深,尤觉"天涯地角有穷时,只有相思无尽处",祖国之思和亲情之思日夕 索绕,"我怅望灰天,在泪光里,幻出母亲的面影"。

  1945年1O月,二战终结不久,即匆匆束装上道,经瑞土东归,"宛如一场春梦,十年就飞过去了"。离开哥廷根35年后的1980年,季羡林率中国社会科学代表团重访哥市,再谒83岁高龄的瓦尔德施米特恩师,相见如梦。后来作感人至深的名文《重返哥廷根》。

  1946年5月,抵达上海,旋赴南京,与李长之重逢,经李介绍,结识散文家梁实秋、诗人臧克家。在南京拜谒清华时期的恩师陈寅恪,陈推荐他去北京大学任教,遂又拜见正在南京的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傅斯年。秋,回到北平,拜会北大文学院院长汤用彤,被聘为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在北大创建该系。同事中有阿拉伯语言学家马坚、印度学家金克木等。 解放后,继续担任北大东语系教授兼系主任,从事系务、科研和翻译工作。先后出版的德文中译本有德国《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说集》(1955 年),梵文文学作品中译本有印度伽梨陀娑《沙恭达罗》(剧本,1956年)、印度古代寓言故事集《五卷书》(1959年)、印度伽梨陀娑《优哩婆湿》(剧本,1962年)等,学术著作有《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1957年)、《印度简史》(1957年)、《1857-1859年印度民族起义》(1985年)等。1956年2月,被任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1954年、1959年、1964年当选为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并以中国文化使者的身份先后出访印度、缅甸、东德、前苏联、伊拉克、埃及、叙利亚等国家。"文革"中受到"四人帮"及其北大爪牙的残酷迫害。1978年复出,继续担任北京大学东语系系主任,并被任命为北京大学副校长、北京大学南亚研究所所长。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1983年,当选为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1984年,任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1988年,任中国文化书院 院务委员会主席。并曾以学者身份先后出访德国、日本、泰国。 70年代后期以来担任的学术回体职务有:中国外国文学会副会长(1978年)、中国南亚学会会长(1979年)、中国民族古文字学会名誉会长( 1980年)、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1981年)、中国语言学会会长(1983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1983年)、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1984年)、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1984年)、中国作家学会理事(1985 年)、中国比较文学会名誉会长( 1985年)、中国亚非学会会长( 1990年)等。 1998年4月,《牛棚杂忆》出版( 1988年3月一 1989年 4月草稿,1992年 6月定稿)。出版界认为"这是一本用血泪换来的和泪写成的文字。这是一代宗师留给后代的最佳礼品"。季羡林的学术研究,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梵学、佛学、吐火罗文研究并举,中国文学、比较文学、文艺理论研究齐飞。"

  综合北京大学东方学系张光麟教授和令恪先生所述,季羡林的学术成就大略包括在以下10个方面:(1)印度古代语言研究--博士论文《〈大事〉渴陀中限定动词的变化》、《中世印度语言中语尾-am,向-o和-u的转化》、《使用不定过去式作为确定佛典的年代与来源的标准》等论文,在当时该研究领域内有开拓性贡献;(2)佛教史研究--他是国内外为数很少的真正能运用原始佛典进行研究的佛教学学者,把研究印度中世语言的变化规律和研究佛教历史结合起来,寻出主要佛教经典的产生、演变、流传过程,借以确定佛教重要派别的产生、流传过程;(3)吐火罗语研究--早期代表作《〈福力太子因缘经〉吐火罗语诸本诸平行译本》,为吐火罗语的语意研究开创了一个成功的方法,1948年起即对新疆博物馆藏吐火罗剧本《弥勒会见记》进行译释,1980年又就7O年代新疆吐鲁番地区新发现的吐火罗语A《弥勒会见记》发表研究论文多篇,打破了"吐火罗文发现在中国,而研究在国外"的欺人之谈;(4)中印文化交流史研究--《中国纸和造纸法输人印度的时间和地点问题》、《中国蚕丝输入印度问题的初步研究》等文,以及《西游记》有些成分来源于印度的论证,说明中印文化"互相学习,各有创新,交光互影,相互渗透";(5)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80年代主编《大唐西域记校注》、《大唐西域记今译》,并撰10万字的《校注前言》,是国内数十年来西域史研究的重要成果,而1996年完成的《糖史》更展示了古代中国、印度、波斯、阿拉伯、埃及、东南亚,以及欧、美、非三洲和这些地区文化交流的历史画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6)翻译介绍印度文学作品及印度文学研究--《罗摩衍那》是即度两大古代史诗之一,2万余颂,译成汉语有9万余行,季羡林经过1O年坚韧不拔的努力终于译毕,是我国翻译史上的空前盛事;(7)比较文学研究--80年代初,首先倡导恢复比较文学研究,号召建立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为我国比较文学的复兴,作出了巨大贡献;(8)东方文化研究一一从8O年代后期开始,极力倡导东方文化研究,主编大型文化丛书《东方文化集成》,约50O余种、8OO余册,预计15年完成;(9)保存和抢救祖国古代典籍--9O年代,担任《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传世藏书》两部巨型丛书的总编纂;(10)散文创作--从17岁写散文起,几十年笔耕不辍,已有80余万字之多,钟敬文在庆贺季羡林88岁米寿时说:"文学的最高境界是朴素,季先生的作品就达到了这个境界。他朴素,是因为他真诚。""我爱先生文品好,如同野老话家常。"

  80年代后期以来,季羡林对文化、中国文化、东西方文化体系、东西方文化交流,以及21世纪的人类文化等重要问题,在文章和演讲中提出了许多个人见解和论断,在国内外引起普遍关注。

  季羡林是中国著名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作家。曾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科院南亚研究所所长

  季羡林911年生于山东省清平县(现并入临清市)。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1935年考取清华大学与德国的交换研究生,赴德国入哥廷根大学学习梵文、巴利文和吐火罗文等。1941年获哲学博士学位。

  1946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1956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1978年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与北京大学合办的南亚研究所所长。1984年研究所分设,改任北京大学南亚东南亚研究所所长。他先后担任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会长、中国南亚学会会长、中国民族古文字学会名誉会长、中国语言学会会长、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和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等。著作已经汇编成《季羡林文集》,共有24卷,内容包括印度古代语言、中印文化关系、印度历史与文化、中国文化和东方文化、佛教、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糖史、叶火罗文、散文、序跋以及梵文与其他语种文学作品的翻译。

  留学德国是季羡林学术生涯的转折点。留学德国后,季羡林走上东方学研究道路。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结束,季羡林就辗转取道回到阔别10年的祖国怀抱。同年秋,经陈寅恪推荐,季羡林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创建东方语文系。季羡林回国后,着重研究佛教史和中印文化关系史,发表了一系列富有学术创见的论文。

  《浮屠与佛》(1947),揭示梵语Buddha(佛陀)一词在早期汉译佛经中译作“浮屠”是源自一种古代俗语,译作“佛”则是源自吐火罗语,从而纠正了长期流行的错误看法,即认为佛是梵语Buddha(佛陀)一词的音译略称。这里顺便指出,季羡林在1989年又写了《再论浮屠与佛》,进一步论证汉文音译“浮屠”源自大夏语。

  《论梵文··td的音译》(1948),揭示汉译佛经中用来母字译梵文的顶音·t和·d是经过了·l一个阶段,而t··>·d>l这种语音转变现象不属于梵文,而属于俗语。因此,依据汉译佛经中梵文··td的音译情况,可以将汉译佛经分为汉至南北朝、南北朝至隋和隋以后三个时期。前期汉译佛经的原文大半不是梵文,而是俗语或混合梵文;中期的原文也有很多是俗语和混合梵文,但梵文化程度有所进步;后期的原文是纯粹的梵文。

  季羡林的这两篇论文在中国佛教史研究领域中别开生面,用比较语言研究方法,令人信服地证明汉译佛经最初并不是直接译自梵文,而是转译自西域古代语言。季羡林也据此提醒国内运用音译梵字研究中国古音的音韵学家,在进行“华梵对勘”时,一定要注意原文是不是梵文这个大前提。

  在中印文化关系史研究方面,以往国内外学者大多偏重研究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甚至有论者据此认为中印文化关系是“单向贸易”

  (one-way-traffic)。季羡林认为这种看法不符合文化交流的历史实际。因此,季羡林在研究中,一方面重视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着力探讨为前人所忽视的中国文化输入印度的问题。他先后写成《中国纸和造纸法输入印度的时间和地点问题》(1954)、《中国蚕丝输入印度问题的初步研究》(1955)和《中国纸和造纸法最初是否是由海路传到印度去的?》(1957)等论文,以翔实的史料,考证了中国纸张、造纸法和蚕丝传入印度的过程。

  与此同时,季羡林兼治梵文文学,翻译出版了印度古代寓言故事集《五卷书》(1959)、迦梨陀娑的剧本《沙恭达罗》(1956)和《优哩婆湿》(1962),并撰写有《印度文学在中国》、《印度寓言和童话的世界“旅行”》、《〈五卷书〉译本序》、《关于〈优哩婆湿〉》和《〈十王子〉浅论》等论文。

  季羡林随着80年代进入古稀之年,但他学术生命仿佛进入了黄金时期。尽管行政事务和社会活动缠身,他依然故我,“咬定青山不放松”,抓紧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潜心研究,勤奋写作。

  季羡林认为,“文化交流是人类进步的主要动力之一。人类必须互相学习,取长补短,才能不断前进,而人类进步的最终目标必然是某一种形式的大同之域”。其实,季羡林近10年来积极参与国内东西方文化问题的讨论,也贯彻着这一思想。季羡林将人类文化分为四个体系:中国文化体系。印度文化体系,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体系,自古希腊、罗马至今的欧美文化体系,而前三者共同组成东方文化体系,后一者为西方文化体系。季羡林为东方民族的振兴和东方文化的复兴呐喊,提出东西方文化的变迁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在国内引起强烈反响。季羡林表达的是一种历史的、宏观的看法,也是对长期以来统治世界的“欧洲中心主义”的积极反拨。

  季羡林自1946年从德国回国,受聘北京大学,创建东方语文系,开拓中国东方学学术园地。在佛典语言、中印文化关系史、佛教史、印度史、印度文学和比较文学等领域,创获良多、著作等身,成为享誉海内外的东方学大师。中国东方学有季羡林这样一位学术大师,实为中国东方学之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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